公益元老商玉生：推动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核心人物

商玉生在等一场关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大讨论。在他的想象中，它与1978年三中全会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非常相似。
对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中国想得还不够清楚。“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跟支持，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对于非营 利机构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平，他也一直心存忧虑。“看看我们目前这4000多家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有多大比例在正常运作？有多大比例是在混事儿？”

他对这场大讨论的等待由来已久。
上世纪80年代，商玉生成为中国较早专注于第三部门研究的知识分子，他曾伴随改革开放脉搏走在前沿，尝试在研究和实践中寻求第三部门所需的各种突破。 徐永光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便与商玉生结识，他说，“商玉生的目标非常坚定，要推动民间公益，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发展。”
如今，商玉生已77岁，疾病伴身，行动多有不便，很少现身行业活动。面对当下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状态，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这场大讨论。

低调的核心人物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照。”1990年8月末，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承德召开，到商玉生发言时，他引用这句来自日本同行的话，向 中国同行介绍第三部门的功能和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要让诗一般的浪漫表达变成现实，官民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耐力、魄力和想象力。
1992年年初，已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不得不再度出面，他视察南方数地，沿途发表一系列讲话，让“姓资姓社”之争得以平息，为改革开放再作推 进。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批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在这一年下海创业，如潘石屹、郭凡生、冯仑等人，在商业领域被称为“92 派”。
比“92派”的出现更早，思想解放的80年代，大批知识分子挣脱枷锁，试图将刚刚从灾难中重生的国家拉上发展的正轨。在公益领域，朱传一、商玉生、徐 永光、杨团等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专业研究与实践，他们相信，民间力量可以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与后进公益人明显不同的是，“立足行业，以推动第三部门 发展为首要目标”成为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征。
商玉生翻出一本黄旧的“白皮书”—《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资料汇编》，其中清晰记录着当时他们对第三部门的认知与思考。
承德会议上，参会代表们对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面临的困难、问题都有所讨论，也提出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改革。如今看来，无论理论 专业程度抑或规模，这次行业大会都极为初级，但却是中国第三部门渴望成长的首次仪式性表达。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基金会工作交 流会，即“香山会议”。
在这两次行业会议的铺垫下，一些较为活跃的基金会组成代表团，在1994、1995年先后两次走出国门，赴美交流学习。商玉生参加了第二次访美，并在回国后主持编写了《美国基金会研究》，对美国第三部门的基本情况作了大致介绍。

“从90年代开始，商玉生就是推动民间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核心人物。”徐永光说。但这个核心人物的表现形式有些特殊。
商玉生保存着一些与同行的合照，在与众人的合影中，他常常站在后排或靠边的位置，有时还会被前排的年轻人遮住半张脸。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 主任吕朝与商玉生相识超过十年，他所熟悉的商玉生性格平和温厚，总是谦让。“所有的成绩他都是讲别人，讲朱传一老师，讲永光，讲杨团，实际上他做了大量的 主持、协调工作，很多幕后工作都是他来组织的。”
1998年，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简称“NPO信息网”）上线。2000年，商玉生从中科院系统退休，任NPO信息网董事长。此后，无论是 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的举办，还是第三部门自我能力建设、自律、联合等重要理念的倡导和推动，在第三部门发展过程中，NPO信息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这个平台创立之初，曾有多人参与其中，核心人物是商玉生和徐永光二人。《中国慈善家》两年采访商玉生三次，每忆及此处，他都会说，“徐永光注册了这个网络平台……”徐永光告诉《中国慈善家》，网站确是自己注册，“但这个模式是商老师开始运作的。”
与曾经主持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工作的徐永光不同，商玉生没有大机构作背景支撑，因此，其核心影响力在表现上是隐性的。徐永光认为，商玉生的温厚对于行业 来说非常必要，“他是行业的黏合剂，是行业稳定的核心，非常稳健可靠。任何人跟他合作，包括国际机构在内，都会给他高度的信任跟支持。”

知识分子的选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尊重和认识”，商玉生为之兴奋。
当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科研界问题重重，机制弊端丛生：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管，层层分拨，最后下发到课题组。这种机制因 缺少竞争，使得科研工作整体出现严重低水平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的改革相继启动。效仿国际流行的“基金制”方式，中科院提出，推动科研经费拨 款方式变革，改由科研人员申报课题。
1981年，中科院下属“科学基金局”宣告成立，筹备运作了5年。1986年，经国务院发文批准，中科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了中科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成为其中一员。自此，他与物理学了断情缘，成为中国公益行业的活跃分子。如今，他家中书盈四壁，无一本与物理学有关。他说，自己是半路出家，一去不回头。
这是商玉生人生中第二次重大选择，是他对自己上一次错误选择的纠偏。
商玉生1939年出生在东北，从小各门成绩优秀，对文史哲兴趣浓厚。他报考大学的1958年，错误的政治导向已一发不可收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向 科学技术进军”，全国自此进入“战天斗地”的“大跃进”时代。在一片“科技报国”的声浪中，作为优秀人才，他被保送北京大学物理系。然而，这一错就错了 28年。
原本六年制的本科硕士连读，因中途取消学位制，商玉生以本科学历毕业。大学六年中，种种令人费解的政治运动让商玉生产生了消极思想，虽然他是校团委副 书记和班干部，却不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错了；有时候也怀疑上边。至少（思想上）跟上边的政策不相符合。”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四清、文革接连而至，运动越来越多，越搞越大，商玉生能做的便是埋头钻研专业，以此避开种种无意义的运动。
他常根据研究过程的具体现象进行变通，偶有新发现和新突破，但他亦自认，“在物理学理论研究上没天分，很难有大的突破”，反倒是“擅长实际应用”。他曾想过，如果不是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他可能会下海，在人造金刚石产品化方面发挥作用。
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针对各国非营利组织做了大量研究。1988年，他又参与创立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
60岁时，商玉生从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这一次，他选择了“下海”，迎接他的，是亟待挣脱重重束缚的民间非营利部门。

永远的痛
1988年，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外国模特们裸露长腿与肩膊，在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家上演了一场时装秀。在中国美术馆，购票参观“中国首次油画人体艺术 大展”的市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界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这一年，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率高达11.3%。
文化放宽、经济向好、政治气氛也更为轻松，中国在改革的春风中改变着固有面貌。在这个春天，商玉生尝试注册一家私人基金会，却遭遇打击，至今耿耿于心。
这个基金会与著名画家吴作人有关。商玉生是吴作人的女婿。吴作人曾留学比利时，接触过西方国家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上世纪80年代初，吴作人任全国人大常委时，便一直酝酿成立基金会促进中外美术交流。
其时，科学基金局已成立，商玉生对国外非营利部门也有所了解。著名画家潘玉良在法国成立基金会找吴作人帮忙时，商玉生为其执笔起草了基金会章程。
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内容仅14条。今天看来，那些粗糙简单的条文几乎将民间 组织绑死。按规定，民间基金会登记管理受三重管理体制约束，除了要挂靠民政部，还要找主管单位作“娘家”。此外，因基金会被视为类金融机构，注册需中国人 民银行审批。
这一年，吴作人基金会的成立得到民盟中央、民政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商玉生备好资料，到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司提交申请。
接待他的是位女处长。对方告知他，“不能批准”，她手中压着几百个申请，除非有国家领导人发话。“这就说明，当时主管基金会审批机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让你成立。”
女处长反问商玉生，“吴作人有钱，捐给国家不就完了么？捐给什么基金会呢？”

商玉生撞上了文化与制度的双重壁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中国人脑海里扎根几千年，第三部门参与国家建设，在中国无此传 统，让商玉生大感意外的是，“作为中国直接管理基金会的官员，已经是处长了，居然对成立民间基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来，我简直都不愿意跟她交流了，还有什么 话说呢？”
他曾愤懑落笔，著文《永远的痛》，因内容过于刺激，从未公开发表。
商玉生与吴作人想到可以去香港注册。“在香港，只要100港币就可以注册下来。”
刚巧，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画展，吴作人参加，商玉生陪同前往。他们在那里召开了基金会筹备会议，聘请香港律师，捐赠了吴作人几十幅画作，筹到近千万 港币，准备成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有限公司”。第一届理事会与筹资会定在翌年6月4、5两日，因后来北京局势突变，会议未能召开。
商玉生在中国人民银行遇冷不久，新华社内参发文一篇，指出“吴作人要用自己的钱成立基金会促进美术发展，是值得支持的事。”内参递交中央高层，中国人 民银行如坐针毡。那位女处长找到商玉生，“你干嘛告我们？”“我说没有呀，记者们就反映反映情况，怎么敢告您？”女处长说，“赶紧办手续吧！”很快，吴作 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获批成立。
“你说可悲不可悲？不是按照真正的法制、规定来，就是跟你走人情走关系，需要哪位副总理或者哪位领导发一句话，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

推动部门联合
行业联合一贯被视为政府分内之事，1994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但民间机构则认为，行业联合必须由自己来做。
这一年，包括商玉生在内，杨团、徐永光等人联合十多家民间基金会，共同成立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以此平台搞活动、出简报，但这一组织一直未获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并很快引起了行业管理者的强烈不适，遭责令解散。“有关部门说你们再组织活动是非法的。”商玉生回忆说，该组织险些被定义为非法组织而遭 “取缔”。
“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对行业联合事实上向往多年了，一直为之而奋斗，做了很多努力都没有实现。”商玉生说。
1986年，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地方各省市科研机构群起效仿，纷纷成立基金会，并常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流学习。1988 年，商玉生推动成立“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作为科学管理学会的下属二级学会，商玉生任副秘书长。1992年，科学基金研究会发展壮大，科技部同意作为业 务主管部门，该学会得以注册成为一级学会。该学会有一个意义与中文不符的英文名“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Foundations”，直译应为“中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但当时“联合”一词过于敏感，未能获批，遂以“学会”之名蒙混过关。这是商玉生最早搭建的科 研领域基金会联合平台。
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解散后，民间公益人仍不死心。1995年，朱传一、商玉生等人访美，参观了美国各类基金会，也包括行业联合组织“基金会中 心”。第二年，朱传一、徐永光等人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基金会中心，回国后尝试参照此模式进行民政注册。这一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进行清理整顿，此后，民 间机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进入低谷。
在这种大环境下，基金会中心若要进行民政注册已无可能。
徐永光提出打擦边球，以网站形式搭建平台。他注册了四个适用于联合会的网站域名，分别为China NPO、China NGO、NPO、NGO。1998年，NPO信息网上线运行。2000年，商玉生从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进入NPO信息网工作。为方便与机构 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业务对接，网站必须具备法人身份，他们只能进行工商注册，自此，NPO信息网改名恩玖，商玉生任理事长。
恩玖虽是工商注册，以企业标准缴税，但却完全以公益组织方式开展具体工作，在公益界，一般都视其为非营利机构。它有两套章程，一套是工商注册的企业章 程，另一套是按非营利组织标准打造的“自律”章程，内容包括：非营利、不分红；支持型；推动中国非营利部门建设。2010年，恩玖成功进行民政注册。“实 际上工商注册之后那些年，是我们做起来最舒服的几年。上面没人压着我们，下面就是我们董事会，徐永光、朱传一老师、杨团、何道峰等等这些人，都是董事会决 策，所以那时候工作也都是开创性的，业内需要的。”商玉生回忆。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角色，自此，基金会三重管理体制告别历史舞台。随着对非营利部门了解的不断加深，进入新千年之前，行 业管理者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决定出台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取代《基金会管理办法》。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五年中，从条例起草到正式施 行，全国只有零星几家民间基金会成功注册。
在条例起草阶段，民政部相关领导委托商玉生召集、主持一场通告会，商玉生结合会上意见和自己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份修改意见，指出民间基金会注册程序、资金使用规则等方面不够合理，同时也提出应“鼓励部门联合”。
但是，“鼓励部门联合”这个条款后来被拿掉了。商玉生曾找到法制办询问原因，被告知是“部门意见”。“我就知道是民政部反对，不愿意搞联合。”

推行行业自律
有一次，商玉生到沪参加民间组织国际研讨会，会议由民政部组织举办。会上，民政部一位官员的一番话让他大受刺激。“他在会上直接发言，说应该加强对民间非营利部门的管理，因为他们太弱了，不规范。”
商玉生心知，这不过是加强管控第三部门的借口。相比于他律，商玉生更愿意看到自律。
早在1995年，商玉生与朱传一等人访美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自律经验”，他们作了很多细致考察，但当时并未受到行业的广泛欢迎。
当时，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在内的少数基金会已有了一些自律标准，但要将这些标准在行业内广泛推行，却并不容易。“包括一些学者， 一些机构的人，他们认为，就当时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情况，不宜提‘失灵’，因为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宜提如何扶持。”
2000年10月，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带团访美，临行前，他请商玉生写下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考察了20多家基金会，访问了众多行业专家。“这次出去访问，最大的收获就是讨论到底什么是基金会最重要的问题，结论是：诚信。”商玉生说。
从美国归来，阎明复带回了麦克利兰基金会的诚信培训课程。在中外专家的合作下，恩玖将这一课程本土化，形成了《公信力系列培训》教材，内容涉及公信力、筹资、领导力、治理四大部分。恩玖就此做了几年的行业诚信系列培训，不仅培训了上千从业人员，还培训出一批讲师。
徐永光说，“大家公认，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培训源头是恩玖，时间最早、水平最高。公信力建设的标准和一些模式来自于恩玖，基金会中心网也依托恩玖。”
2001年年末，首届NPO自律论坛上，商玉生以及朱传一、徐永光、何道峰等人都作了发言。商玉生回忆，“我们抛出了七条，供大家讨论。在会上，还是 （支持自律）这边站上风的，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没有出来亮相。有些实务工作者有些顾虑，因为具体条款当中有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做。”
此次自律论坛，最大的成果是完成了造势宣传，将“自律”这一概念在业内作了推广。此后，公益界开始对自律问题进行思考，自律条款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2003年，恩玖开发的《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问世，两年后，恩玖再将行业自律工作推上高峰。商玉生一边翻看资料，一边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律行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是2005年。”
那一年，徐永光到中华慈善总会做了半年副会长，在其主持推动下，召开了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执行机构便是恩玖。对于那次会议，组委会秘书处成员的安排很 用心：大会秘书长一职两人，王振耀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代表的是“官”；徐永光除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头衔之外，还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代表的是 民间公益力量；商玉生、顾晓今、何道峰、杨团、丘仲辉等人则是组委会成员。“这次大会啊，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比较满意的大会，真正把民间组织提到了一定的层 面上。”
会上，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和恩玖联合主办NPO自律论坛并商讨开展中国NPO自律行动。翌年年初，自律行动启动，专家组参考各国 标准，千锤万打后，于2008年制定完成一套完整的非营利组织治理公约，即《公益性NPO自律准则》，条款超过百条，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可各取所需。
在恩玖的驱动下，2010年，35家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发起基金会中心网，两年后，基金会透明指数上线。迄今为止，这算得上是中国非营利部门联合、自律行动的“巅峰之作”。
但商玉生仍有遗憾。“现在实际上政府已经接过来了，用他律代替自律。没有自律的动机，他律就是被动的。永光有句话说得很在行，‘他律因自律而更有效’，讲的就是这个关键问题。”

元老守望
2005年，商玉生、徐永光等人在北京推动恩玖进行民政注册还未成功之时，恩玖公益模式因其成熟和名声在外，吸引了上海方面的注意。
“上海浦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做培训的时候，上海浦东局听了都觉得很好，想把我们引过去。”
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经济发展优势明显，但在公益慈善方面，却并未呈现出相应水平。受时任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邀请，商玉生决定开辟“浦东 市场”，他和朱传一、徐永光选定吕朝推动具体工作。吕朝曾任《公益时报》总编，是朱传一的“门生”，人虽年轻，却很有资历。
三人意见相同：不能简单复制恩玖的模式，必须作出创新。2006年年初，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NPI）在浦东成立。
此后，在吕朝的操持下，恩派低调发展却不断壮大，如今已进入全国30余城市，按每年每城市孵化10个NGO计算，未来恩派每年将孵化至少300家创新性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
2010年前后，商玉生在公益界活跃度有所下降，最近一两年，已极少参加公益界的活动，“有时候邀请我我都不去。”新人一茬一茬长出来，他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徐永光说，商玉生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现在很多的发展，都是在那样一个基础上继续向上和进步的。”
2015年5月的一个上午，日暖风和，商玉生银发满头，手执剪刀，面前一丛小树花开正艳。半生置身公益界，如修整花木般，他乐观面对春风，又不乏戒备地手执花剪，朝暮盼望第三部门能枝叶蓬勃。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著有《非营利机构的经营之道》，商玉生早年读过这本著作，“其中有一章，讲非营利部门是塑造人们灵魂的机构。”初读这句话时他很茫然，投身非营利部门几年后，才渐渐品出了其中滋味。
“我自己做这个工作，好象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本人。是我自己在项目的执行中、在接触的人中，受到了感染，得到了教育。这一点上，我就慢慢体会到了。”
2016年年初，北京正是隆冬，《中国慈善家》再次造访，商玉生家楼门前那丛小花不见踪影，枯枝正待春风。
（本刊记者李珍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