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

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
——《浙江大学中文系史丛书》代序
文：吴秀明


　　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一个独立组织形态的传统学科，中文系是随着西学东渐，由传统书院教育向现代专业教育转型的产物。百年历史，风云激荡，中文系和其所属的大学一起，始终立足民本，以温煦的人文情怀关注时代，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浙大中文系也不例外，所不同的，似乎在构成和发展上显得要复杂些，因而更富有独特的个性和色彩。这里所说的复杂，就其大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这样两个方面：从纵向时间来看，它先后经历了“母体”孵化新的分支、又由分支复归“母体”这样分分合合的过程，由这些分分合合，它也必然派生可以想见的对分支或“母体”的不适，有一个由不适到逐步适应的过程；而就横向空间来看，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整合了之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包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龙泉分校、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临时总校等）、英士大学、原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原浙江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等办学背景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国文系或中文门（系），最后诸流汇聚，于1998年融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而成为现在的浙大中文系。如果从求是书院延请名家开设国文课程算起，浙大中文系已历春秋110余载，倘若将1920年的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视作现代意义上的浙大中文系的源头，那么它迄今已走过90多年风雨沧桑的历史。
　　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它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回顾往昔，也许与年龄不无关系，我听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于60年代，余生晚矣，所以虽心向往之，但却无法返回那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我主要是从我的师辈那里聆听到“老系的故事”，以及谱写中文系历史精彩华章的夏公（夏承焘）、姜公（姜亮夫）等老教授的故事，通过自己想象去打造我心中的中文系。至于80年代，我多少倒是赶上了那时的一点“尾巴”，曾真正切实地感受和体会到在走出十年阴霾之后一个老系如何老树新花，焕发昔日的青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我还亲眼目睹了夏公、姜公等名师大家的风采，甚至我还有幸目睹姜公在旁人的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以“老马识途”的身份给大一新生进行学术启蒙，并在某个晚上叩门向他请教一个学术疑难问题，有幸听到王驾吾（王焕镳）先生讲授《韩非子》、《墨子》，与孙席珍先生同在一个党小组……
　　也许是历史记忆的缘故吧，现在人们谈论中文系，讲的最多、最集中的往往就是上述这两个阶段，它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个“传统节目”，一个百讲不厌、反复演绎的“原典故事”。特别是每逢系友聚会、每次同学会（尤其是年长一辈的同学会）更是如此，它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中文系是一个特别“瞻前顾后”的知识专门化组织，它本身就充溢着浓重的感念情怀。也因此故，我们的不少系友似乎更认同那个时代的“老杭大中文系”，“老杭大中文系”不啻成了他们的精神圣地。而“老杭大中文系”作为现在浙大中文系的前身，它在1958至1998年这40年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继承之江大学国文系和老浙大中文门（系）传统的基础上，的确以其难能可贵的两度辉煌为延绵至今的浙大中文系作出了贡献，增添了璀璨夺目的精彩华章，这是很了不起的，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讲浙大中文系历史，无论如何是不能绕开“老杭大中文系”的。正是它，给我们今天中文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筑就了很高的学术平台。
　　追忆中文系历史，人们自然很容易聚焦于那些著名教授。与国内外其他不少名校一样，浙大中文系在其漫长的办学历史中，曾涌现一批灿若繁星、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师大家，如刘大白、沈尹默、祝文白、马叙伦、钱基博、郑奠、许钦文、陆维钊、钱南扬、郭斌龢、夏承焘、王驾吾、沙孟海、胡士莹、徐震堮、姜亮夫、钟敬文、缪钺、孙席珍、王季思、陈学昭、任铭善、陈企霞、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尽管我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些名家经过后人的不断诠释多少已被“经典化”了，他们与作为自由率性、立体鲜活的人文教授的“他们”也许并不完全吻合；但从历史高度来看，从他们对中文系所作的贡献和人格魅力来看，我们不得不发自肺腑地对他们充满仰慕和感激之情。我们不会忘记，无论是在动荡的岁月，还是在和平的环境，他们在历史各个阶段留下的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足迹与身影。他们不仅以高尚的师德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而且以深厚的学养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浙大富有特色和优势的中文学科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创造性的贡献。自晚清起始以迄于今，浙大中文系之所以能坚守学术命脉，不为时势左右，很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的引领和示范。他们无愧是中文系的功臣。如今，这些堪称时代中坚的名师大家早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人格却一直在滋养着后人；其中不少成果至今依然成为代表中文系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的一个“标杆”，一个很难逾越的学术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有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创造，才使浙大中文系迅速崛起于东南，成为名重一时的学术重镇；也使我们今日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硕博兼及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水平的中文一级学科；从教学建制来看，从原有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现在拥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和1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   
　　追忆中文系历史，我们还不能忘记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是他们在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不懈努力，在传承浙大中文系薪火、倾情为社会和人民奉献心血及智慧的同时，也给浙大中文系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所好的大学，一个好的系科，光有教授（包括著名教授）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而能否培养这样的优秀学生，这也是衡量一所大学和一个系科的很重要的标志。毕竟，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的主要“产品”是人才。而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恰恰也是浙大中文系的一个传统。我的师辈不止一次地告知，他们在求学乃至毕业以后是如何得到包括夏公、姜公在内的中文系老师的循循教导，无私的关心、帮助和提掖，师生之间保持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及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浙大中文系培养的学生中有像作家戴望舒、张天翼、杜衡、施蛰存、琦君（后去台湾并在那里去世）、翻译家朱生豪、园林学家陈从周、新闻学家金仲华等声名远播的名师大家，有遍布学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商界企业界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大批领军人物和精英骨干，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这种良好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一所大学和一个系科而言，学生与教师同等重要。我们在谈中文系及其成就和影响时，没有理由不将学生纳入视野。可以这样说吧，浙大中文系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打造的，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教学相长又相互激励的精神共同体。中文系之所以有今日，这之中自然也包含了历届学生的努力和劳绩。正因此，我们在编纂三卷本中文系史时，专门做一卷“校友卷”，用这样一种方式对包括至今仍奋斗在海内外各行各业的从浙大中文系毕业的广大系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当然，作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老系，浙大中文系还须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它的传统。90多年的历史，浙学的影响，名师的垂范，使它逐渐形成了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在二年前为中文系编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钱江新潮文丛》序中，我曾把它具体诠释为：“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认为中文系“求是博雅”的系训，就很好地概括和体现了上述这样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它生生不息地“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浙大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学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而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中文系的传统“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在这方面则表现尤为突出。它们高度重视文献史料，强调建立在言必有据、真实可信史实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使之哪怕在五六十年代比较闭锁的时代条件下也能较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而拿出了一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大学中文系主要由传统与新兴两大学科群组成。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者一般在各大学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像浙大中文系这样传统学科如此齐整，成就和影响又大的，似乎并不多见。由之，它也为中文系赢得很好的学术声誉，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其深厚根须一直伸展到现在。
　　中文系上述这一学术传统，我们今天当然要十分珍惜──不仅要珍惜，而且还要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点勿庸置疑。但传统的“三古”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全部，它不能也无法代替其他新兴学科。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90年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和“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型，时代的嬗变与嬗变了的时代对中文需求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中文自身在这样的背景和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其原有的内涵及其功能事实上也在发生变化。今天毕竟不是五六十年代，也迥异于“五四”或三四十年代，我们现在似乎很难产生满腹经纶、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名家大师；今天大学实施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量多面广的大众化教育。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中文及其传统的“三古”产生影响。而从中文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来看，传统的“三古”也需要在方法论和思想观念上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同样的，新兴学科的成长，也总是在不断探索中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生产和运思方式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浙大中文系一些新兴学科──先是文艺学，嗣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语言学、影视文学、编辑出版学等应时而起，有的还于传统的“三古”之后相继建立了博士点；与此同时，传统的“三古”也出现了一些新变，一向比较推崇实证考据的他们也开始既考又论。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时代风尚的影响，年轻或较年轻的一代更进而尝试新方法论或准新方法论等研究方法；反之，新学科则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文献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文学与史料学结合起来，致力于从传统的“三古”那里寻求借鉴，以求提升自己的学术层次、规格与水平。1999年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和2000年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对中文系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浙大中文学科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初步形成了古今会通、中西兼融、语言与文学并包的多元立体的格局。先前的传统“三古”一枝独秀乃至独尊的局面有了很大乃至根本的改观。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蕴生并呈现了新兴学科“历史化”与传统学科“现代化”的研究态势。尽管这是初步的，但它却表明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已与时俱进在发生嬗变，一种新的学科交叉融合有可望出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传统的“三古”依然是我们的强项，这个长期累积的优势特色不能丢，也丢不得。当然它应与其他学科平衡协调地发展，并且积极应对现实、与之形成能动的对话关系，不仅像以往那样继续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还要进而传播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三古”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它的潜力和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浙大中文系是现代大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有过辉煌与荣光，也不乏坎坷与落寞。在近十年来，特别自1998年四校合并、结束分分合合回归“母体”以来，在新浙大的总体格局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长征”。一方面，中文系在经历的“回归适应期”的过程中，在全系同仁和广大系友的共同努力及积极支持下，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市场化的大环境，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冲击。中文系在艰难的语境下左冲右突，谋求自己的发展之道，表现出了一个老系应有的顽强和执著。不必讳言，浙大中文系当下的确碰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面临的生存处境也有些尴尬：从外部“生态”来看，周边有关高校中文系（包括新办的中文系），他们为了自己系科的发展往往励精图治，行非常之道，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压力，而且对比全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实体”状态，浙大中文系办学也存在体制上的挤压；从内部“生态”来看，社会科学如经济学、金融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因与“经济中心”直接或比较对接而逐渐成为大学文科话语的执掌者，它们“实用”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对着重讲精神、情感、审美的中文学科，也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严峻挑战。但我们无须杞人忧天，90多年浙大中文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困难和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对困难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它的决心和办法。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做到了，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不能克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对中文系来讲，从来就没有迈不过去的门坎。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应该有。
　　北大中文系前些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新形势的策略，叫“守正创新”。我想在这里不妨借而用之，作为参考。以我个人之浅见，中文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除了大的文化生态环境等超出我们能力和范围等原因外，就我们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中文系要“守正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有大的作为，也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浴火重生之路：如何面对整个社会世俗化、教育市场化、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学术的关系，在继续保持传统“三古”优势的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和现有的客观实际，凝炼适合中文系实际的兼容中西、打通古今的学术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突破口；如何探寻在尊重学术多样化和个体独立性创造性的基础上，融个人与团体于一炉的有效的新的学术运行机制，推出整合团队整体综合力量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在主流的学术圈子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横向文化传播的力度，寻找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使中国文学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走得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纵横驰骋的天地；如何在关注自己专业、练好内功的同时，介入当下社会改革与国家文化思想建设，发挥作为重点大学人文学科应有的“思想库”和“文化智囊”的作用，等等。上述种种，现成的结论和做法显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它的价值和魅力恰恰也正在于此。只要我们有心去探索、尝试和体验，相信总会有收获。未来的成功，从来都是属于它的探索者的。更何况鲁迅先生还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在即将结束这篇不无冗长的序言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同事与我讲的一段话，他说：每一代学者似乎都有一个宿命式的拐点，对于民国年间的教授们来说，抗战是一个转折；对于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教授们来说，解放是一个转折；对于吴熊和、王元骧直到你们这一代教授们来说，“文革”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我们四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来说，80年代后期的政治风波直至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启动则是一个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学术和思想乃至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他所说的是契合中文系几代人学术思想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学术与世俗”或者说是怎样在世俗化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中文系固有的求是、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看作是考量新一代中文学人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呢？显然，这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年轻一代，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相信年轻的一代借助前辈的经验、智慧、思考和探索，会做好这个课题的，而且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不仅把中国文学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传播出去，使之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现在四十岁左右一代的新的学人象征和代表着浙大中文系的未来，时代对他们提出了不同于我们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待的，他们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浙大中文系引向更加多元、更加开阔、也更加美好的未来。
校友名片吴秀明　　吴秀明，197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2003、2005年获全国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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