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妇杨改兰悲剧的社会学思考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自杀惨剧，不妨和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惨剧，放在一起看。
在庞杂的头绪中寻找原因，很难。是贫穷，是绝望，还是家人的矛盾，外人的冷眼？
究其根源，是虚无。
物质的虚无，精神的虚无，以及由此造成的与世界的“失联”。
人的出生并非自愿。那么出生后，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呆下去？是什么维系着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人在具备自觉能力之后，仍然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建立各种联系。
在个人尚不具备主动建立联系能力的时候，由他人建立。即由父母的关爱，他人的注视。在拥有自立能力之后，是由自己主动建立。
“你为什么生我？”“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反问，处处体现发问者对这种联系的反思。
显然，无论是毕节留守儿童，还是身为人母的杨改兰，这种联系，都是非常失败的。
各种联系的失败，使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无之中。这种虚无，常常使他们下意识地思考活着有什么意思。于是，死亡，成为他们潜意识中最具吸引力的事。
当然，也有一种人，拥有强大的内心，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些人多成为隐士或世外高人。然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必须依赖外界力量，即与世界建立的联系，来支撑自己的世界。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则必然导致个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塌陷。
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被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父母和家族给予的爱，并不足以支撑起生命所必须应对的诸多问题，即父母和亲人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建立与这个世界强有力的联系。家庭贫困，身份卑微，没有地位，使得他人不会主动与其建立联系。社会人必须通过一些联系，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的自在地生存。个体在具有自主能力之后，会多方尝试与他人建立这种联系，以求证自己的生存意义。但由于他们力量过于微弱，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与他人联系的能动性。而被动的联系，也因为种种原因断裂。
毕节的儿童，连父母都很少来看他们。杨改兰的电话联系人只有三个。杨改兰把孩子和自己看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外界是失联状态的。先天的联系既已失效，后天的联系没能建立，人生就落入虚无。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与否，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
当一次次主动联系的微弱努力被忽视，被歧视，消沉、沉默，排斥他人，拒绝联系，就成了他们最后表达自尊的语言。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自尊心受到极度伤害后，会自闭、自残，恨自己，自我伤害。力量强大，个性倔强的人，其自尊心倾向于突破自我，向外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严重地伤害他人。而力量微弱，个性柔弱的人，则会把心中的剑挥向自己。
无论是杨改兰还是毕节儿童，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生存状态：家境贫困；孤立，少与人联系；没有什么娱乐，精神苍白，身心无力。杨改兰基本没出过远门，临死前表示不把孩子给老人留下，还对老人说“拉到十八岁也是嫁人，拉了也是白拉”。一个“白”字，可见杨改兰内心的悲凉：做什么也是“白”。白白的，即虚枉的，无用的。生命既然被如此定义，存在与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主动消失的时候，还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
精神的虚无，与物质的虚无，有一定关联。在一个纯朴的乡村，一般情况下，对于物质富足的人，人们会主动拉关系，哪怕是多说上几句话。所谓“穷人闹市无人问，皇帝深山有远亲”，也可为此作注脚。这不只是因为攀附，而是人性对有活力、有希望的存在状态的向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使他物质贫困，但他个性开朗活泼，乐于与他人保持联系，即待人主动热情，很阳光，则还是不会受人嫌弃的。当然，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人，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需要有很顽强的心性。这种顽强，少有天生，多是出于教化，所谓“君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者，“君子固穷”，再走投无路也能保持本真，不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可惜，一般来说，物质极度贫乏的地区，社会的教化水平也是低下的。
杨改兰没上过学，毕节儿童不愿意上学。
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导致更严重的物质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的极端，即是虚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虚无状态。由于精神虚空，即使物质并不十分贫乏，他们也无心关注。因为，他们被困在贫乏虚无的内心世界里，看不到外界的变化，甚至会忽略掉他人主动表示的善意。
杨改兰很像鲁迅虚构的人物——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嫂，是处处以自己的力量竭力抗争，她的内心有强烈的趋光性。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脸色变好，以及嫁给贺老六后，生活变好，就是明证。鲁迅正是用这样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却还是被生生害死的女人，来控诉那个社会。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往弱者身上踩一脚的社会，有的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如鲁四老爷），有的是为从他人身上榨取利益（如小叔子和婆婆以及卫老婆子），有的是以他人的弱小来衬托自己的强大（如柳妈，她的“地狱说”，是为显示自己博学多识，在大户人家做工有见识。这是弱者想表示自己强大，以区别于弱者的低级方式。可怜祥林嫂连这点都没有。）
而杨改兰和毕节儿童，由于原生家庭本来就弱，他们个性中缺乏强硬的因子。在一个熟人社会，由于人人相识，一个人很难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也许杨改兰出去打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一是她打开了生活的局面，能够与更多的人更丰富的社会场景产生联系；二是她会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而改善个人的精神状态。祥林嫂拼了命地跑出来，也是同样意义的“出走”，即寻找更多的可能，与他人与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
人的出走本质上是寻找更多的可能，以加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稳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可惜，这种迈出，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要么身心强健，要么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帮助（外面打工的亲戚朋友拉上一把，把老家的亲戚给带出去），毕节儿童没有能力迈出这一步，杨改兰也没能迈出。
杨改兰的悲剧，以后还有可能发生。毕节儿童的悲剧同样。这不仅仅是由于生活困厄，还可能有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相对充裕的幸运的人，尤其是政府，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即帮助他们，扶物质之贫，更要扶精神之贫困。扶物质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精神空虚；扶精神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物质匮乏。
当我们有能力与这个世界建立更为稳固的联系时，请主动一些，和那些失去这一能力的人，建立联系。
请，向他们伸出援手。
（作者胡爱萍，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4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自杀惨剧，不妨和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惨剧，放在一起看。在庞杂的头绪中寻找原因，很难。是贫穷，是绝望，还是家人的矛盾，外人的冷眼？究其根源，是虚无。物质的虚无，精神的虚无，以及由此造成的与世界的“失联”。人的出生并非自愿。那么出生后，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呆下去？是什么维系着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使人在具备自觉能力之后，仍然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建立各种联系。在个人尚不具备主动建立联系能力的时候，由他人建立。即由父母的关爱，他人的注视。在拥有自立能力之后，是由自己主动建立。“你为什么生我？”“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反问，处处体现发问者对这种联系的反思。显然，无论是毕节留守儿童，还是身为人母的杨改兰，这种联系，都是非常失败的。各种联系的失败，使他们生活在一种虚无之中。这种虚无，常常使他们下意识地思考活着有什么意思。于是，死亡，成为他们潜意识中最具吸引力的事。当然，也有一种人，拥有强大的内心，不需要依靠外在的东西，就足以支撑起自己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些人多成为隐士或世外高人。然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必须依赖外界力量，即与世界建立的联系，来支撑自己的世界。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则必然导致个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塌陷。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被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父母和家族给予的爱，并不足以支撑起生命所必须应对的诸多问题，即父母和亲人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建立与这个世界强有力的联系。家庭贫困，身份卑微，没有地位，使得他人不会主动与其建立联系。社会人必须通过一些联系，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的自在地生存。个体在具有自主能力之后，会多方尝试与他人建立这种联系，以求证自己的生存意义。但由于他们力量过于微弱，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与他人联系的能动性。而被动的联系，也因为种种原因断裂。毕节的儿童，连父母都很少来看他们。杨改兰的电话联系人只有三个。杨改兰把孩子和自己看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外界是失联状态的。先天的联系既已失效，后天的联系没能建立，人生就落入虚无。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与否，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当一次次主动联系的微弱努力被忽视，被歧视，消沉、沉默，排斥他人，拒绝联系，就成了他们最后表达自尊的语言。任何一种力量都有其反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自尊心受到极度伤害后，会自闭、自残，恨自己，自我伤害。力量强大，个性倔强的人，其自尊心倾向于突破自我，向外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严重地伤害他人。而力量微弱，个性柔弱的人，则会把心中的剑挥向自己。无论是杨改兰还是毕节儿童，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生存状态：家境贫困；孤立，少与人联系；没有什么娱乐，精神苍白，身心无力。杨改兰基本没出过远门，临死前表示不把孩子给老人留下，还对老人说“拉到十八岁也是嫁人，拉了也是白拉”。一个“白”字，可见杨改兰内心的悲凉：做什么也是“白”。白白的，即虚枉的，无用的。生命既然被如此定义，存在与不存在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主动消失的时候，还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精神的虚无，与物质的虚无，有一定关联。在一个纯朴的乡村，一般情况下，对于物质富足的人，人们会主动拉关系，哪怕是多说上几句话。所谓“穷人闹市无人问，皇帝深山有远亲”，也可为此作注脚。这不只是因为攀附，而是人性对有活力、有希望的存在状态的向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即使他物质贫困，但他个性开朗活泼，乐于与他人保持联系，即待人主动热情，很阳光，则还是不会受人嫌弃的。当然，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人，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需要有很顽强的心性。这种顽强，少有天生，多是出于教化，所谓“君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或者，“君子固穷”，再走投无路也能保持本真，不失去对生命的热爱。可惜，一般来说，物质极度贫乏的地区，社会的教化水平也是低下的。杨改兰没上过学，毕节儿童不愿意上学。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导致更严重的物质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的极端，即是虚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虚无状态。由于精神虚空，即使物质并不十分贫乏，他们也无心关注。因为，他们被困在贫乏虚无的内心世界里，看不到外界的变化，甚至会忽略掉他人主动表示的善意。杨改兰很像鲁迅虚构的人物——祥林嫂。不同的是，祥林嫂，是处处以自己的力量竭力抗争，她的内心有强烈的趋光性。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脸色变好，以及嫁给贺老六后，生活变好，就是明证。鲁迅正是用这样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却还是被生生害死的女人，来控诉那个社会。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往弱者身上踩一脚的社会，有的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如鲁四老爷），有的是为从他人身上榨取利益（如小叔子和婆婆以及卫老婆子），有的是以他人的弱小来衬托自己的强大（如柳妈，她的“地狱说”，是为显示自己博学多识，在大户人家做工有见识。这是弱者想表示自己强大，以区别于弱者的低级方式。可怜祥林嫂连这点都没有。）而杨改兰和毕节儿童，由于原生家庭本来就弱，他们个性中缺乏强硬的因子。在一个熟人社会，由于人人相识，一个人很难改变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也许杨改兰出去打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一是她打开了生活的局面，能够与更多的人更丰富的社会场景产生联系；二是她会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而改善个人的精神状态。祥林嫂拼了命地跑出来，也是同样意义的“出走”，即寻找更多的可能，与他人与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人的出走本质上是寻找更多的可能，以加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稳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可惜，这种迈出，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要么身心强健，要么有来自外面世界的帮助（外面打工的亲戚朋友拉上一把，把老家的亲戚给带出去），毕节儿童没有能力迈出这一步，杨改兰也没能迈出。杨改兰的悲剧，以后还有可能发生。毕节儿童的悲剧同样。这不仅仅是由于生活困厄，还可能有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相对充裕的幸运的人，尤其是政府，必须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即帮助他们，扶物质之贫，更要扶精神之贫困。扶物质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精神空虚；扶精神之贫，是为不让贫困导致物质匮乏。当我们有能力与这个世界建立更为稳固的联系时，请主动一些，和那些失去这一能力的人，建立联系。请，向他们伸出援手。（作者胡爱萍，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4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